1935中支煙多少錢一包？這個問題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的是，在那個年代，中支煙的價格是非常高的，甚至可以說是天價。當然，這里的天價并不是指它的價格，而而是它的售價。那個時候，一包中支煙的售價大概在10元左右，而現在的話，一包中支煙的售價大概在50元左右。所以，如果你想要抽中支煙的話話，那么你需要花費的錢可能會更多一些。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畢竟現在的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對于香煙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了。

摘要：日軍對南京佛教事業的破壞與利用，是日本侵華史的組成部分，是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內容，也是日本文化侵略的內容。本文基于史料，重點分析戰時日軍破壞南京佛教古建筑、殺戮與迫害佛教信徒、掠奪佛教文物、摧殘佛教文化事業、將日本宗教納入戰時體制、扶植偽化宗教、導演“佛事”鬧劇諸方面，揭示日軍摧殘與利用南京佛教的本質及危害，以深化我們對日本侵華史的認識。

一、對南京佛教事業的摧殘與破壞

1.破壞南京佛教古建筑

佛教寺廟是文化的物化，是歷史文化的象征，是精神與情感的維系，是宗教文化與民族文化結合的產物。寺廟建筑其實是藝術的瑰寶，它融匯了建筑、繪畫、書法、雕刻、音樂、舞蹈等多方面的藝術精髓。從這層意義上講，日軍的暴行，不僅嚴重傷害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最純樸的情感，更給歷史文物的保存，造成了無法估量又難以彌補的損失。

南京為六朝古都，宗教名城，“南朝四百八十寺”絕非虛傳。1935年南京僧舍寺院尚有350余所，宗教古跡遺存比比皆是。然而，日軍侵占南京及其所屬江寧、高淳、溧水、六合等地，致使不少古剎在熊熊烈焰中成為斷垣殘壁。

位于南京南郊、江寧境內的牛首山，在梁武帝時期建立寺廟。一千多年來梵宮琳宇，佛寺相連。唐貞觀年間，香火鼎盛，佛及四方，日本佛教大師最澄邁來南京，將“牛頭宗”帶回日本。全面抗戰前，古寺仍有不少蔚為壯觀的建筑。如公元459年始建的幽棲寺，天王殿高二層，回廊與大雄寶殿相通。天王殿后再拾級而上，為大雄寶殿，有三世佛、觀音、十八羅漢，金身巨剎，殿宇軒敞。山中有文殊洞、觀音洞，寺依山巖懸空而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牛首山翠谷丹崖，古柏掩映，“牛首煙嵐”被譽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1937年12月10日，日軍一把大火將牛首山歷代佛寺和滿山古樹燒得一干二凈，千年佛寺成了一片瓦礫。

普德寺位于雨花臺西北的普德村，始建于梁天監年間(502-519年)，明代重修，系敕賜古剎。該寺原有殿堂四進，第一進為寺門。第二進為天王殿，殿內供彌勒、韋陀和四大金剛。第三進為大雄寶殿，內供金身如來，周列五百鐵羅漢，形態各異。殿前東西兩側各有月門，東通大廳，為寺僧會客之所，廳前有小天井，內有雨花泉一眼，再東有小樓，為方丈樓；西通大院，有僧房十余間。第四進為無量佛殿，中供大鐵佛一尊，高6米，人稱伽藍神。殿兩角設鐘、鼓樓。該寺原有基址l0萬平方米。該寺亭臺殿閣，層迭錯落，寺內松柏掩翠。明清時期乃為南郊勝地之一。日軍侵華期間，普德寺在大火中損失慘重，普德寺的500鐵羅漢中有3尊被盜運日本，后代之以泥塑。

鄰近光華門、通濟門，毗連飛機場的佛教西方寺，1937年12月間遭日機轟炸，以致殿宇廊房為之震倒，梁榱傾頹，磚瓦粉碎，當年新建之屋也隨灰燼。次年秋，罄其缽資，加以修理，然戰后檢視，原有房屋僅剩其半，內儲什物被掃一空。

觀音庵位于金川門外四所村，南京淪陷后為日軍侵占，戰后申報損失計焚毀平房8間，大殿瓦房6間，六角鐘亭1間。

祖燈禪林庵位于城北鎮江路，創自明代。日軍岡村部隊縱火將該寺大殿諸佛、菩薩、神像、南圖契據、文約經典等全部焚毀。戰后統計損失價值二萬萬元。

紫竹林禪寺，位于南京城區北部，始建于東晉時期（317-420）。太平天國時期，該寺遭到破壞。1876年，僧悟真重建大殿。1922年，僧果成筑圍墻二百余丈。1930年，住持園修、監院悟開二人，重建大殿、廳堂、僧寮36間，山門題額“大紫竹林寺”?？谷諔馉幹?，寺廟又遭嚴重破壞。

位于南京長樂路的正覺寺，始建于南宋十二年（1142年），其后屢經興廢。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以三條營舊址上的水月庵拓建正覺寺。該寺在日軍侵占南京時遭到較大破壞。

萬福寺，位于鐘山小茅峰南、永慕廬西北側。該寺原有三茅殿、觀音殿、吳帝殿及山門，寺院旁邊辟有名僧塔林。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后，曾將萬福寺修葺，辟為孫中山紀念館?？箲饡r期，萬福寺被毀，名僧石塔也散落林間。

真如禪寺，位于高淳縣東南的游子山中，原名游子山真武廟，始建于明萬歷十八年（1590）。原有三進二廂，近30間廟堂建筑，殿堂供奉地藏、觀音、真武大帝、十八羅漢等。清咸豐年間，廟宇被毀。光緒（1875-1908）末年，住持僧覺朗募資重修大殿?？谷諔馉幹?，再次被毀。

位于江寧鎮河東村山腰的凈相寺，始建于唐大佑八年（916年），南唐給額“后籬寺”，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年）改名凈相寺。寺門向南，前后兩進，共10間，均為木樁瓦房。東西廂房各四間，中央為天井。寺院后進比前進高出1.5米左右，8級臺階。天井置高2.5米鐵香爐一只。寺內有大肚彌勒佛、地藏、觀音、四大金剛、十八羅漢等泥塑像，并有高2米鐵鐘一口。1938年冬，該寺后進被日軍燒毀，前進的彌勒佛和大鼓也被毀。

梵天禪寺，位于六合橫梁鎮方山林場東側，原名興云寺，建于南朝梁天監元年。戰前有大雄寶殿和望江樓上下18間，全毀于日本侵華戰爭。

江寧縣湖熟鎮西河里的天隆寺，抗日戰爭時期毀于戰火。梁臺的城隍廟，也被日軍連同昭文書院（昭明太子讀書處）一起拆毀。珠峰寺曾為汪偽警衛師的駐地，被破壞得面目全非。位于江寧陶吳鎮北、建于宋代的棲隱寺，房屋有50多間，也毀于淪陷期間。

南京淪陷期間遭破壞或全毀的其他宗教建筑林林總總，如地處望江磯附近的花神廟，清同治年間重修的北極閣真武廟，鐘山的三茅宮，建康路東端的火星廟，下關鮮魚巷內的古財神廟，獅子山西南麓的靜海寺，漢中門內蛇山的古靈應觀、諸葛武侯祠，秦淮河畔的夫子廟，太平南路的圣保羅堂。遭破壞的清真寺就有：璇子巷清真寺、中華門外西街清真寺、下關二板橋清真寺、浦鎮東葛鄉清真寺，以及溧水縣小西門街清真寺。

2.殺戮與迫害佛教信徒

在南京大屠殺慘案中, 嗜殺成性的日本侵略軍, 連出家的僧人、尼姑也不放過, 不及躲避或留寺看護寺院的僧尼教徒, 不少成了日軍的刀下之鬼。以下幾例, 便足以證明日軍的野蠻與兇殘:

1937 年12 月10 日, 僧人道純在養回紅村被殺。12月10日，僧果誠在中華門外窯灣避難室被日軍刺死。12月12日，僧宗法在雨花臺被槍殺。

12 月12 日, 日軍侵臨南京通濟門外四方城一號的龍華寺, 將躲藏在該寺地下室的僧人心慈及當地百姓30 余人槍殺。12 月12 日, 僧人松泉、道人胡德奎在中華門外雞鵝所三元巷大殿中被殺害。

東波和尚目睹“農歷 11月13日，日軍將三茅宮和尚文海、恒周二人及避難于此的市民8名，一并以機槍集體射死”，東波和尚本人也被日軍槍擊腿部。

1937年12月，日軍岡村部隊進入南京的城北校門口的祖燈庵，縱火焚燒，并槍殺住持師弟宏定、宏開及其他避難者。

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時，日軍官兵8人持槍闖入南京市門東小心橋38號消災庵搜查，因言語不通，未經講話即將慧定師徒等4人趕入后門外防空洞內，先用槍擊，復以刀刺?！靶∧釒熖嫘心?5歲，胸部中彈，當即殞命。小尼大徒登元年10歲，腰部中彈，腦部刀刺，二徒登高腦部中彈三枚，面刺三刀，于該寇走后兩徒即行斃命。并查防空洞內除小尼師徒4人，另外尚有5人，共計9人俱死于洞中”。尼姑慧定僥幸活了下來，“但腹部、腿部中彈，不得行動，在防空洞住十余日，后因市面稍靜，始轉到鼓樓醫院治療，經3次剖割方得就痊，但腿部已成殘疾，行路維艱?！惫臉轻t院美國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1938年1月1日的日記也印證此案：“下午，一個尼姑被抬到醫院，她兩周前穿破骨折。日本人進城時她和其他3個人躲在防空洞里，日本兵進入防空洞，一個士兵向防空洞深處開了火，其他3個人被打死，她的傷口嚴重感染，病情嚴重?！?/p>

12 月13日, 日軍中島部隊士兵闖入武定門444 號的正覺寺，在該寺空地將看守寺院的僧人慧光、慧兆、德才、德清、寬宏、道禪、劉和尚、張五、源諒、黃布堂、曉侶、慧璜、源悟、能空、倡修等15人，以步槍射死，或用刺刀戮殺。同時并有不知姓名躲難者30余名。

戰后寶林禪寺住持隆?？卦V：12 月12 日, 日軍來到南京南門外方家巷長生寺，“將長生寺出家人計19 名集體以步槍射殺。尚有左近老百姓被無辜槍殺不計其數。同時在各處縱火焚燒房屋。本人見燒殺可怕, 嗣后身躲本寺內地藏王菩薩龕中, 幸免于難”。

日軍屠城時, 百姓慌亂之中藏入寺院避難, 殘暴的日軍又在以慈悲為懷的廟堂大開殺戒, 于是圣潔的僧舍寺院成了日軍集體屠殺的場所。 如三汊河放生寺及佛教慈幼院內外, 平民遺尸四五百具。又如南京東郊靈谷寺一帶, 尸體遍野,白骨累累, 古剎名寺成了荒冢。1939 年1 月, 日偽南京市督辦高冠吾派員將靈谷寺一帶的遺尸殘骸三千余具, 收葬于靈谷寺東, 并立“無主孤魂碑”一方。又如1947 年1 月29 日, 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為確證戰犯罪行, 在普德寺后發掘被害者殘骸, 結果發現一處就被害280 人。

侵占南京的日軍, 還恣意凌辱女教徒。日軍數萬起的強奸案中就有出家的尼姑。如一名叫松泉的女尼, 即于五福橫首(現五福里)24 號內被中島部隊的士兵輪奸而死。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在1937年12月19日給妻子的信中，也記錄了日軍追逐、強奸女僧尼的事實。他寫道：“日本人以最無恥的方式干這些勾當，街上到處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我們存放物品的房子里住滿了婦女，有的甚至睡到了我們的飯廳里。她們終日惶惶不安，驚恐萬狀。前幾天，隔街一個小寺院的和尚過來說，日本兵帶走了兩個尼姑，他懇求我讓幾個尼姑也來躲躲，我照辦了。

更有甚者，日軍還逼僧奸少女，以供取樂，如有違抗, 即遭殺戮。如1938 年1 月, 一位十八九歲的姑娘裝扮成男子, 想從中華門出城, 尋找她的父母, 不料在城門口為日軍看破, 當即被拖進衛兵室輪奸了。此時, 來了一個和尚，日軍“復迫令過路僧侶續與行奸，僧拒不從，竟被處宮刑致死?！?/p>

3. 掠奪佛教文物，破壞佛教教育

宗教文物具有特定的文化蘊含，從一定意義上說，它不僅是宗教的表征，而且有著精神和情感的維系。數千年來，佛教文物對弘傳佛法與傳播東方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箲饡r期，日本宗教界內的侵華勢力隨日軍來華，在支持侵略的同時，覬覦中國宗教文物，使中國宗教文物遭受一次浩劫。

在南京，“同文同種”的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宗教器物情有獨鐘，凡視為有價值而能攜帶者，均在劫掠之列。戰后，正覺寺損失調查發現，該寺財產器物“被掠一空，不可勝計”，寺內一尊緬甸白玉菩薩佛像，體態自然，衣著簡疏，肌理細膩，面目慈祥，襯以纏枝寶相花和蓮瓣佛座，更顯法相莊嚴，是極難得的珍品，在日軍洗劫中不知去向。

戰時，日軍大肆搜刮中國銅鐵，鑄造軍火，因此，南京寺廟內的銅鐵法器難逃厄運。南京市民陶秀夫在《日寇禍京始末記》一文中說，“僧寺之大鐘鐵鼎，以及文德橋之鐵欄”等物，也都“置以汽車，運至車站，載于火車而往?！痹谌哲姷拇笏了崖又?，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南京傅厚崗34號所保藏物品85件又一箱被掠，其中有南京刻石佛一尊(由棲霞山寺塔內出土)、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4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存于南京陰陽營23號的經典器物，原為劉鐵云藏物，如敦煌千佛洞唐人寫四分戒經一卷、壁畫天女像等物，均成了日軍囊中之物。

1946年1月3日，時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副主任的李基鴻致函教育部文化損失調查接收管理委員會，請予查找發還其大光路110號住宅被日軍大森毅掠奪文物，所列損失佛像類古物有：居正所贈龍門石佛一尊（有座），德化磁白觀音一尊（長1尺余，為珍品），古銅佛一尊，銀塔一座（內藏舍利子5粒）。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在湯山古物損失，計有民國紀元前200年至千余年間所造印度西藏之佛造像百余尊、印度西藏之畫像百余軸。

就連南京市府路偽政權要員陶錫三所擁有的佛象、經卷，也不能幸免。南京淪陷初期，陶錫三出任偽南京自治委員會會長。他的住宅也被日軍洗劫一空，其中有經書佛像。陶家的人后來在地上拾到日軍遺留的一張明信片，上寫“中島本部部隊野田支隊天野隊長天野鄉三”。據此，陶錫三要求日偽機關查詢時特別指出，室內有價值者“被劫一空，尚不足惜，惟內有佛堂一間，供奉老祖乩筆畫像及神圣佛像，并道院傳授《太乙北極真經》及《午集正經》、《未集經髓》與各種經典，為修道以來16年身心性命所寄托，今竟全行被劫，聞之傷心涕淚，悲泣如喪考妣，痛不欲生”，并乞盼日軍將“代為收存”的“經像法寶”返還原主。結果日方回復“無從查詢”。

在戰火中，佛教經典多有損失。如1937年12月6日下午日機轟炸，公園路的西方寺損失佛經30部；因日機轟炸，下關儀鳳門外祥泰里的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市分會所屬下關支會，損失五教經典及書籍5箱；日軍入城時焚毀房屋，普善庵損失佛經50部；日軍拆毀房屋，致雨花門內觀音庵損失佛經50部；1937年12月，中國佛教會南京分會、三藏殿、大報恩寺被搶宋版兼顏經（祖遺）經典7套20部；由于日軍進攻，南京佛教居士林損失經版數千塊、經籍數百部。

對于地下的佛教文物，日軍也不放過。1942年11月，日軍高森部隊派人在南京天禧寺（明代稱報恩寺）東岡平整土地，準備建造“稻荷神社”，發現地下洞內石函藏有玄奘頂骨及隨葬珍品。日軍竟將部分頂骨弄到日本，藏入崎玉縣那座與西安一座寺廟同名的慈恩寺中。在藏入該寺前，“大陸浪人”水野梅曉又將其中一部分裝入瓶中，藏入三番町自己家中。后來由于空襲緊張，他把這些東西疏散到位于琦玉縣飯能市西北名栗河上游，名栗村字鳥居的平沼彌太郎府中。戰后，日本隨軍記者小俁行男還在平沼家中見到玄奘三藏法師的舍利及掠奪自中國的古籍?？箲饎倮?，中國駐日代表團根據伊東彌會治記錄、水野梅曉口述的 《玄奘三藏遺骨分骨渡日經緯》一文，要求日方查尋歸還。上世紀60年代，日本佛教界將玄奘遺骨送往臺灣，其中的一部分現供奉在日月潭畔玄奘寺的石塔中。

佛教教育事業也遭受嚴重損失。戰前南京寺廟紛紛辦起佛學院或學校，以弘揚佛教，培養后繼人才、服務社會為目的，主要有金陵佛學院、支那內學院、古林佛學院、普德佛學院、棲霞佛學院、毗盧佛學院和大雄中學。南京淪陷時，佛寺僧舍受到摧殘，佛學教育被迫中斷。

南京刻經事業也因戰禍遭致重大損失。金陵刻經處位于南京市淮海路與延齡巷交叉處，為晚清著名佛學家楊仁山所創建。戰前，有71間房屋及院落6畝多。除刻經書外，還刻印佛像。院內有深柳堂、祗洹精舍、像版樓，它是我國獨一無二的木刻佛經流通場所。1911年秋，楊逝世后，為紀念其功德，在刻經處后院建楊仁山居士墓塔。1937年12月14日，即日軍在占領南京的第二天，便燒毀了深柳堂及譚嗣同贈送的一套紅檀木家具、黎元洪贈送的匾額“法幢持世”，深柳堂后的居士塔和院落也同時被損?？探浱幦稳毡紦?，糟塌不堪。

支那內學院經書和經版損失。金陵刻經處在楊仁山居士的苦心經營下，刻經弘佛，發揚廣大。1911年楊去世后，歐陽漸（1871－1943）主持刻經處的事務。1922年7月，歐陽漸離開金陵刻經處，在公園路創辦支那內學院，以育通才、宏至教為主旨。院務分學事兩科，設學務、事務、編校流通三處以理之。取名“支那內學院”，是考慮到佛學源自印度，古印度稱中國為“支那”，佛學是心靈之學，又稱“內學”。支那內學院主要從事佛學教育，同時也著手刻經工作?？箲鹑姹l后，居士歐陽漸借助其子歐陽恪在國民政府海軍任職之便利，乘軍艦率院眾將所刻經版遷往四川江津，而留南京無法運走的經書等遭到嚴重損失。1946年1月20日，支那內學院攝理院長呂澄在四川江津填報損失時寫道：“竊本院自民國十一年在南京公園路成立以來，購筑院舍收藏圖書并雕印佛學典籍，流通十余年間，致力文化事業從未稍懈。乃于二十六年十二月間日寇入侵，軍事緊急不獲已倉（黃）惶避地入蜀，暫住江津，所有院中設備藏書等項，因缺少工具無法遷移，竟隨同房屋遭兵燹，成為灰燼，損失之巨難以縷述?！倍?942年《支那內學院簡史》記述，“至二十六年夏，歐陽先生講晚年定論，乃立涅槃義，以明佛學究竟，兼攝儒宗焉。講畢，倭患日深，院舍及圖書三十萬卷悉付兵燹?！睉饡r，運至江津的經版為避日機空襲轟炸，藏入山洞中。洞中潮濕，經版霉變，難以保存。戰后學院將所剩經版運存金陵刻經處時，已幾成廢物。

二、侵占南京期間日軍對佛教的利用

1．日本宗教納入戰時體制

日本有本土的神道教，以及外來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種宗教，佛教在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當局始終沉靦于對中國侵略的迷夢之中。為了適應對外擴張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識地強化和規范宗教的社會功能。戰時日本的宗教就成了為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效力的工具。不少教徒不惜拋棄教旨，為之圓夢。如日本東本愿寺教化研究院住持河崎顯了述居然引經據典，撰寫《佛教經典戰爭觀》，把侵略殺人說成是“圣戰”。誠如日本著名佛學家道端良秀所言，“戰時日本佛教，簡直好像發了瘋一般?！?/p>

為配合全面侵華戰爭的需要,1937年7月17日，東本愿寺宗務總長關根仁應就向門徒“訓諭”，說盧溝橋事件是“為了生命線不受威脅” ，“確保東洋永遠和平、繼承世界人類文化是我帝國的責任”。千葉康執行長在西本愿寺訓話稱“作為國民的本分”、“作為奉行王法為本的一代僧侶”，寧可“一億玉碎”，也要“感謝皇恩”。7月22日和23日，東、西本愿寺相繼設置“獎勵事務局”和“事變服務事務管理所”，規定慰問軍隊、隨軍傳教、授予軍人名號、現場慰問人聯系、往現場運送物資等。為順利開展這些事務，便在中國設立分寺。日本佛教的一切活動，都置于軍部的指揮和統制之下。

1937年8月11日，日本佛教界向上海方面特別派遣慰問士和上海分寺主持，陸續從日本內地抽調僧侶隨軍傳教。這些隨軍傳教僧從攻占上海開始到占領南京的戰斗，一直跟隨部隊并一起進入南京城。在進入南京城后的12月18日，各宗派隨軍僧便在南京中山路國民政府中央醫院三樓舉行“談攻破南京”座談會，交流戰地傳教心得，明確今后的任務。參加會議的有日蓮宗結城瑞光，西本愿寺橫湯通之、上山顯次，東本愿寺小出唯信、山忠雄，凈土宗村田顯承，曹洞宗中泉智法、藤原哲應，臨濟宗南禪寺派前山義補，臨濟宗妙心寺派小田雪窗，以及隨軍記者評田吾一等11人。

日本隨軍僧在攻占南京的戰斗中發揮了作用。真宗大谷派隨軍傳教僧島如龜雄報告說：“我常在第一線和士兵一起行動，在嗖嗖飛來的彈雨中給倒下的士兵念經，其戰友也就放心地去追擊了。隨軍僧作為非戰斗員和士兵一起出生入死，很受士兵們的歡迎，隨軍僧認識到自己只給士兵們傳教不行，還要當勤務員?！睎|本愿寺隨軍僧取訪部憲人參加了爭當攻占南京“第一登”的行動。他夸耀道：“各部隊某時對準南京市內猛烈炮擊。炮聲中聽取戰況時，叮鈴、叮鈴、叮鈴，電話來了?！筷犚训轿魅A門’，再往前到了山丘的××寺就看見南京市內到處起火，一片火海，看見轟鳴的戰車隊，‘喂，我爭當第一名’強烈要求搭乘兩公里多，面前是三丈高的城墻，我找了一根懸吊繩，到處都是攀登的敢死隊員?？?！那城門上已經高高飄著日本國旗不是登上去了嗎？‘萬歲，萬歲’歡呼聲好像能傳到祖國日本。筆者內心充滿感激，敬仰這些神速的忠勇雙全的士兵?！?/p>

在侵占南京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西本愿寺特派參加“中支皇軍慰問”的法主大谷光照就到達南京光華門外?！胺ㄖ鳌笔羌s一萬個寺院一千萬信徒的最高領導者，和天皇制一樣，實行世襲制。大谷光照慰問光華門的日軍第9師團、在國民政府和基督教青年會館的第16師團、在南京市政府的第11師團，還到城內各部隊及參謀本部、中山碼頭、中山門、紫金山慰問，在土水鎮、明故宮機場參加對日軍戰死者的慰靈祭。法主慰問軍隊是對侵略戰爭的無條件的肯定，從精神方面給予支援。

南京淪陷后，日本“僧侶亦連翩而至，占有中山東路原佛教會房屋，改為東本愿寺，為總樞，企圖侵略南京各寺之廟產，及從宗教方面，伸展其勢力。有時街上發現如水滸中魯智深型之兇相僧徒，手持皮鼓一面，隨走隨擊，三步作二步走，橫沖直撞而行”。

日軍在攻占南京、摧殘南京佛教事業的同時，便著手利用南京佛教界的敗類為其統治服務。英國曼切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在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之南京暴行》一書中，在“甜蜜的欺騙和血腥的暴行”一章中揭露，南京淪陷之初，有一中國逃生的難民敘述，他在被押解到五臺山上一個廟宇對面房屋，看見許多中國和尚與一個日本和尚苦苦禱拜，并在廟門口鋪著長長的紙條，當時心里就很驚駭……幾天后在上海路看到這樣的和尚。中國守軍營長郭歧，南京淪陷后曾躲進難民區，于三個月后逃離南京。他以親歷見聞寫成《陷都血淚錄》，其中專節寫了日軍“利用和尚調查一切”，“和尚有當漢奸的可能”。他寫道，隨日軍侵占，“他們就帶來一批日本和尚專門調查廟宇之和尚，并似把他們組織起來一樣。我?？匆姾芏嘀袊蜕信c日本和尚坐了汽車，城內城外忙個不了，有時步行在街中互相討論著，十分親近的模樣。獸兵供給他們給養，保護他們廟宇，要知是利用他們來調查一切?！?/p>

2.極力扶植偽化宗教

眾所周知，中國佛教歷史悠久，東漢起取經印度，梁朝后傳日本，影響甚遠，東南亞人民自然不會輕易受騙。于是，日本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事業的代表者。土肥原在《為創造新文化而戰爭》一文中大言不慚地吹噓：“東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維持實行于國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實在我日本帝國?！?為利用佛教為侵華服務，1934年7月，日本東京成立了日華佛教研究會，拼湊了“東亞佛教會”、“佛教興亞會”、“國際佛教協會”等組織?！皷|亞佛教會”的宗旨也定為“發揚佛教真理，團結佛教信徒，鏟除共產邪說，恢復東方文化?！?/p>

日本為實現“以華制華”的陰謀，便拉攏和脅迫宗教界少數上層分子和失意政客，在淪陷區成立各種偽宗教組織。為使中日佛教一體化，1938年11月，中國淪陷區建立日華佛教研究會分會。在日本佛教界某些人的策劃下，在中國還建立了日本佛教協會，由中國僧界敗類鐵禪任會長，成為臭名昭著的偽佛教組織?！叭杖A佛教聯盟南京總會”設于南京利濟巷知恩別院內，日本佛教凈土宗僧勝田圓成等任理事長。揚州、鎮江、上海、無錫、常熟、南通、九江、蕪湖、蚌埠、合肥皆有分會。偽南京佛教會作為日華佛教協會的支柱，其惡劣影響則更大。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又在中國成立“大東亞佛教總會”，西本愿寺僧光岡良雄為該組織的主干。

為利用佛教 “促進日滿華合作”，日軍占領南京不久，就恢復了南京殘存佛教寺院的宗教活動。日本當局不僅讓各屆偽政權大力倡導佛教，還不斷地組織日本各宗的僧人到南京訪問交流與講經說法，拼湊南京宗教代表團到日本訪問。經日本一手策劃，1941年4月8日在南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導演了一出中日兩國的所謂佛教信徒為“祈禱全面和平早日實現”的鬧劇。

3.修補佛教建筑，力促日偽佛事合流

為撲滅淪陷區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麻痹中國人民，日本大造輿論，散布日本是一個極虔誠的佛教國家，對華戰爭是為了“弘揚佛教的圣戰”，勸導中國老百姓“觀音菩薩是慈善的，是我們東方固有的道德”，中國人民要慈愛、忍讓，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為煽惑人心和爭取佛教徒的支持，日偽當局在南京精心策劃了些許與佛事相關的活動：

修復幾處為日軍毀壞的南京佛教建筑。1941年，偽南京市政府還在南京東郊修復了為紀念六朝梁代高僧寶志和尚的寶公塔與志公殿。如前所述，日軍在占領南京的第二天，位于南京市淮海路與延齡巷交叉處的金陵刻經處就遭到嚴重破壞。該刻經處為晚清著名佛學家楊仁山所創建，它是我國獨一無二的木刻佛經流通場所。楊仁山被公認為近代復興佛學的一代宗師，在亞洲乃至日本等地有著廣泛影響。為掩飾日軍燒毀深柳堂的罪行，加強對南京民眾的欺騙，日本駐汪偽大使重光葵乃與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商量，重建被毀房舍。1943年褚民誼以偽中日文化協會名義撥款2000元，由費友記木器廠承包，修建復原深柳堂和墓塔。落成時，褚民誼、江亢虎等漢奸和日軍還恬不知恥地舉行慶典，褚并親自撰書 《修建紀念塔紀念堂記》，勒石于塔院后墻右邊。該石碑長110厘米，高55厘米，是日本侵華罪惡伎倆的寫照?，F照錄碑文如下：“修建楊仁山居士紀念塔紀念堂記，石埭楊仁山居士既舍金陵延齡巷所居為經坊，傳刻佛經，傳揚法寶。滅度之后，門人諸子即坊建塔，以葬以旌。丁丑‘八·一三’之變，烽燧迫都門，塔損而堂毀。癸未春月，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詩人今關天彭念居士為有清一代學人，埋骨浮屠詎宜長圮?謀予為理，以事建修。予以彰隱揚幽，文教極則，因由中日文化協會任其資，課役緣存，成其事，未幾而仁山堂塔，煥然皆新。遂于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廿九日，即癸未二月廿四日舉行落成典禮。兩國賢碩，多士孔休；居士英靈，格其來享。爰書始末，用勒貞珉。吳興褚民誼撰書。中華民國卅二年三月吉日?！笨箲饎倮?，此碑即被石灰封沒，藏封于院墻里面。據說，當年深柳堂修復后，堂內曾懸掛重光葵書寫“池水微波，我思吉士”字樣的條幅。

在日偽雙方頻繁的佛事交流活動中，日本名古屋與南京互贈“東、西觀音佛像”曾喧囂塵上。1941年2月，日本以“超度兩國陣亡將士”、“保護世界和平”為幌子，把供奉在名古屋東山公園的一尊十一面觀音像弄來中國，安放在南京毗臚寺。十一面觀音原為日本佛教信徒伊藤和四郎所建，由雕刻家門井耕云按照唐代密宗像譜，用臺灣檜木雕刻而成，像高三丈三尺。送來中國，稱之為“東來觀音”。為造聲勢，2月28日，在名古屋東山公園舉行贈送儀式，贈送狀由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中將阿部信竹、坂西利八郎、名古屋市長等署名。正是這個松井石根，戰后因其是制造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而被遠東國際法庭處以絞刑。

汪偽政府為接贈觀音，大小頭目親自出馬，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趕到日本接迎。在南京，還成立了逢迎“東來觀音”的籌備委員會，以法幣4萬多元修葺毗臚寺。汪精衛、周佛海、梁鴻志舞文弄墨，撰書楹聯，汪偽顯要也緊跟其上。日本駐南京大使本多也撰贈了楹聯。3月30日，又拼湊三教九流500多人，在毗臚寺舉行所謂的奉安儀式。一時間，日本特務、 汪偽官員、中日僧侶，上香、獻花、行禮。日本各宗尼姑100多人繞佛像誦經。

緊接著，汪偽政府便將毗臚寺藏經樓上的千手觀音佛像送往日本。千手觀音坐像，高一丈余，有48臂和3只眼，以樟木雕刻貼金而成，工藝精美，造型生動，為南京寺廟之珍品。日本方面稱之為“西來觀音”。4月14日，在毗臚寺舉行贈送典禮，并計劃由褚民誼在出任汪偽駐日本大使之際帶往日本。日本方面認為如此“獻之無名，禮之不恭，號之不響”，于是電令南京偽市長蔡培在南京組織一個“中國佛教代表團”赴日。5月15日，在名古屋日邏寺舉行了安座典禮。日本外相也到場亮相?！爸腥沼H善”、“歡迎西來觀音”之類標語到處張貼。

為了麻痹人民，在日本投降以前，汪偽政府和在南京的日本機關每年都要在毗臚寺舉行紀念“東來觀音”的活動。1941年秋，還在這里舉行“十一面觀音萬佛大戒”。對中日互贈觀音的鬧劇，大漢奸褚民誼說得明白，“無非想借佛教的關系，來溝通中日雙方感情，獲得真正的親善的效果?！比毡疽耙匀A治華”，漢奸要賣身投靠，于是拿觀音菩薩說事。這是對宗教精神的褻瀆，也是對中國人民的精神侵略。戰后，中國政府要求歸還千手觀音佛像。1948年，盟軍總部回復，鑒于該佛像非為劫物，日方“懇免于歸還，以示宗教上之睦誼?！比缃裨摲鹣褡湓谌毡久盼萁纪獾暮推教?，“雖然歷經數十年無人問津和整修，但光彩依舊，特別是鍍在面部的金依然金光閃閃，頭部上方的千只手，只只栩栩如生。但由于年久失修，佛像底座已經腐爛破損，靠另一根木棍支撐才未倒下。受重力的影響，佛身稍稍傾斜?！?/p>

4.導演玄奘遺骨“接收”“奉安”鬧劇

唐玄奘在公元664年圓寂于長安慈恩寺，其舍利后遷于終南山之紫閣寺，該寺后毀于兵火。公元1027年金陵僧人可政收拾到玄奘的頭頂骨，帶到南京天禧寺（明代稱報恩寺）東岡建塔埋葬，1386年又遷葬南岡，建塔筑殿。太平天國戰亂中，殿塔均毀。洋務運動時，這里建成金陵機器制造局。戰時金陵兵工廠陷于日軍之手，被辟為日軍的軍工修械廠。1942年11月的一天，日軍高森部隊營造廠派人平整土地，準備建造所謂“稻荷神社”時，發現地下有一洞，洞內石函正反兩面刻文說明玄奘遺骨輾轉來寧遷藏的經過。石函內有一銅制小龕，龕內的琉璃香爐裝有玄奘頂骨。同時挖出的還有金質佛像一座、金銀制箱、石匣、黃銅佛器、玉飾珠寶、古錢等附葬珍品多件。日本方面認定這是對華進行宗教欺騙、籠絡中國民眾的絕好機會，“友邦方面（指日本）亦以玄奘法師西涉流沙，求經印度，歸譯佛輿，有功于東方古代文化，力主將全部發掘品由大使館交還外交部接收后送到本會?！庇谑?，日、偽雙方一起行動起來，為日本移交唐三藏頂骨鼓噪。

1943年2月3日，南京偽《民國日報》對日軍發現玄奘“佛骨”事首次加以報道。接著，“落水文人”顧天錫、日籍研究員谷田閱次等人相互配合，撰文、演講以造勢。顧天錫，字蔗園，號白蓮華庵主，江蘇昆山人，1938年8月，任《南京新報》總編輯。1939年1月，調任《蘇州新報》社長。兼任汪偽文物保管委員會研究部總干事。他為此專門撰寫了《唐玄奘骨塔發現后根據事實作考證之考證》（《中報》1943年2月9、10日），《奉迎玄奘法師佛骨記》（《中報》1943年2月24日）。1943年2月21日，顧天錫、谷田閱次于中央廣播電臺廣播 “唐三藏法師玄奘遺骨發掘之經過”，2月27日以同題講演于江南史地學會，3月21日又于西本愿寺南京別院圣德太子奉讃會中演講圣德太子與飛鳥朝文化，以及唐朝文化。

谷田閱次撰寫題為《三藏塔遺址之發掘》的長篇報告。報告內容分為：三藏塔建筑遺跡之發掘（地形、大報恩寺諸遺跡、歷史之變遷、發掘之經過、發掘結果、發掘之成果）、三藏塔埋葬品之發掘（關于三藏塔之諸說、發掘之結果、發掘之成果）、結論及附記。

為顯示日本當局對中國宗教的愛護和對中國政府主權的尊重，日本方面決定將玄奘遺骨及附葬品移交汪偽當局。為擴大影響，日偽雙方精心策劃了“佛骨”移交、“奉安”、建塔安葬等系列活動。汪偽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駐日本大使褚民誼親撰請柬，恭請日偽軍政要員參加。

1943年2月23日上午10時半，“佛骨”交接儀式在中華門外發掘現場舉行。日本方面出席者有：日本駐南京大使重光葵、清水書記官、原田特務機關長、憲兵隊代表、報道部鷹尾中尉、日軍總部代表、高森部隊全體官佐、谷田閱次，及中日有關方面及僧侶達500多人。行禮如儀后，由日本僧侶誦經，中日僧侶上香，主祭者高森部隊長高森隆介宣讀祭文后，向重光葵遞交移管文物目錄，重光葵再轉交給褚民誼。移交付之發掘品目錄為：頂骨一部分，金佛像1座，納骨小龕及銀制、錫制箱3個，石龕 1個，黃銅佛器4個（香爐1個，容器1個，燭臺2個），瓷陶佛器5個（花立2個，容器2個，錢香立1個），鍔形玉飾1個（實35件之一），珠玉其他雜品 35件，古錢322枚，破片38個，供養麥粒 1包。重光葵致詞指出，三藏玄奘遺骨之發現，“實為世界之大事”，“正象征東方前途之光明”。12時移交儀式結束。接著，玄奘“佛骨”與其他隨葬品，被迎至雞鳴寺文物保管委員會大禮堂舉行臨時奉安典禮儀式。褚民誼主持，接著行禮、上香、誦經，高森部隊長、褚民誼先后致詞。汪偽文化代表有汪偽中央大學校長樊仲云、偽考試院院長江冗虎等，在汪偽“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的日方人員，研究部副部長清水董三，研究員谷田閱次，專員小山秋平，干事福崎峰太郎、福岡重德、藤谷釋男、森川光郎等還撰寫了頌文。

為進一步擴大此事的影響，汪偽政府宣布：把石函、銅盒、佛像、古錢等隨葬物交給 “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長期保存，擇機向外展出，“再擇地中華門外普德寺設計建塔安養，俾垂久遠”。自3月起，博物專門委員會將玄奘法師頂骨石函及遺品之陳列于2號館2樓陳列公開展覽。此外，另設香爐1個，以供各參觀者上香之用。

為廣布福音，擴大汪偽政權的影響，1943年12月28日，由褚民誼將玄奘“佛骨”打碎后分為五份處理：除一份留南京外，一份送洛陽白馬寺，以示玄奘魂歸大唐；一份送廣州，合葬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內；一份送北京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放于北京廣濟寺；還有一份則交日本駐南京大使館，轉送日本琦玉縣佛寺慈恩院。日、偽當局為呈送唐僧“佛骨”，在明故宮機場舉行了隆重的典禮，特派中將參贊武官張恒為偽政府代表，南京寶華寺妙原和尚為南京佛教界代表，白堅居士為南京居民代表，護送“佛骨”，乘專機去北京等地。南京城內外與上海、杭州、蘇州、揚州各地趕來的僧侶和居士，以及日本的佛教徒，伏地三叩拜，佛號聲震云霄。

對留在南京的那份玄奘“佛骨”，日偽當局宣布要在南京擇地重新安葬。為此，成立“重建三藏塔籌備委員會”，開展“選址”和“重建”。重光葵與褚民誼還為建塔聯名向社會發起“募捐”。他們在《重建三藏法師頂骨塔募捐緣起》中，強調高森部隊的美意，遺骨發現及安葬的意義，“乞十方居士，中外名人，作慷慨布施……襄千載一時之盛！”。1943年仲春，“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編印發行《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安經過專冊》，該專輯除介紹發掘考證經過、玄奘生平事跡、玄奘法師與《西游記》、玄奘法師與唯實學外，還刊布了日本駐汪偽使館、汪偽政府外交部、汪偽文物保管委員會為移交“佛骨”的往來文件。

接著，又在遺骨擇地建塔安葬問題上做足文章，運作媒體，廣泛討論，向有關各方籌商。原先預定在中華門外普德寺設計建塔安養，最終改在玄武湖畔的九華山頂，仿西安興教寺玄奘塔的形式，建造五層樓閣式磚塔，是謂“三藏塔”。塔于1944年9月間完成，日偽當局選定在1944年10月10日“雙十節”，大張旗鼓地舉行玄奘“佛骨”的“奉安典禮”。博物專門委員會將頂骨及舊有全部附葬品分裝合金盒1件，又木箱9件，點交重建三藏塔籌備委員會查收，奉移入塔。

由上可見，侵華日軍對南京佛教摧殘與利用的種種表現，是戰時日本對華宗教政策的體現與縮影，它是戰時日本宗教本質所決定的，無論破壞抑或利用，都是服從于日本侵華的總目標。南京淪陷期間日軍對南京佛教“友好”表現，也只是懷柔與利用，是為軟化中國人民的斗志，并不真心要保護南京宗教，南京佛教教也無須日本來保護。佛教本派的《中國事變本派奉公記要》坦陳了對華舉行宗教活動的目的，即 “向占領地區之民眾闡述帝國之理想，糾正其以往錯誤的對日觀念，使彼等民眾成為日本帝國最優秀的合作者。完成此項事業是至關重要的出師目的?！庇捎谌哲娧韧莱?，南京佛教業遭受的巨大破壞， 在血寫事實面前，日軍的宗教欺騙就不攻自破。淪陷時期南京的幾場 “盛大”佛事活動，不過是日偽自編自導的鬧劇。事實上，南京佛教界愛國人士對日本侵略的抗爭從未停止過。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釋從略